“杨百万”的成功，印证了“觉醒时代”的来临

散户杨百万的去世引发了关注。在中国股市1.8亿投资者中，杨怀定应该是资格最老的那一拨。上世纪90年代，在那个“万元户”稀缺的年代，杨怀定通过证券交易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成为借助资本市场红利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纵观“杨百万”的创富之路，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我国1988年4月21日开放国债市场。这意味着，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一大步，就是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及其他资源，用于经济民生建设，而目光敏锐的“杨百万”把握住了这一机遇。

在此过程中，多个要素不可或缺，首先是金融市场的信息供给，也就是报纸成为“杨百万”获取国债投资信息的关键，市场机制本身就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也即当企业、地方及国家通过报纸等公共传播媒介，向全社会发布需要资金的信息，个人或者机构投资者接受这一信息并选择进入投资市场，也就向全社会发出资金供给的信息，这不仅会带来市场所需的初期投资资金，还会形成信号传导，引导更多人加入其中进行交易，信息传递带来资金流通，从而逐步形成资本市场雏形。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一些开放国库券买卖的试点城市银行为了周转资金，会以低于面值100元的价格出售国库券，造成了不少地方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异地价差，这也成为“杨百万”在国库券获利的重要途径。当时各地对于国库券出售价格有充分的定价权，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第二个要素，也就是推动自由竞争，各地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所需对国库券给出不同的出售价格，从而吸引“杨百万”这样的投资者，一方面让地方获得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则加速了投资的流动性，提升交易成效，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

可以说，正是由于“杨百万”这样眼光超前、头脑敏锐的早期投资者，带动了资本市场在交易、供给和自由定价权等方面的推进。

随着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杨百万”再次成为率先行动者之一，通过对股市前景和国家宏观政策的研判，他再次获益颇丰。证券市场的破冰，让上市企业获得了大量直接融资，用于企业经营生产，提升核心竞争力，也让中国在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改革两方面获得重大进展。“杨百万”为代表的早期投资者，兼具投资理性、对时代发展大势的深入分析和预判，以及很强的行动力，为更多的人指明了投资方向，在自身获得收益的同时，也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不言而喻的贡献。

“杨百万”的成功，更印证了我国“觉醒时代”的来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重塑，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国债市场到证券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显现，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被激活，对于“杨百万”等投资者的资本所得也予以了全方位保护，同时推动中国企业以上市为基点，走向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逐渐成型。

“杨百万”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政府市场管理和服务方式的助推者，更成为许多人认识投资规律和投资价值的启蒙者，由此孵化出迥异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丰富价值认同与社会文化。随着更多的“杨百万”出现，政府、市场、民众三位一体、互为循环的同步意识和行动改革开启，成为中国变革中不可忽略的系统性力量。

“杨百万”从上海铁合金厂一名普通职工到知名投资者的变身过程，堪称中国现代化推进路径和转型升级的历程。斯人已逝，但他的故事仍在流传，也必然会让更多人从中汲取更多关于认知、奋斗的精神养分，这是可为所有人共享的时代遗产。